第十七章  防震减灾

三  不用跑 跑不了

地震突然发生时，应如何对待？唐山灾民多是这样认为：“小地震不用跑；大地震跑不了。”应镇定自若。

唐山灾民是在毫无预知和防备的情况下蒙难的，幸存者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地震突然发生时，应如何对待？ 

唐山灾民多是这样认为：“小地震不用跑；大地震跑不了”。小地震震动力小，破坏力小，房子一般不会倒塌。因此不用怕，不用跑。大地震震动力大，破坏力大，地动山摇，跑不动。纵使跑出门外，因为房屋很快倒塌，还不知倒向何方，也许就向大门方向倒。留在家中和跑出去的机遇相当，何需跑呢! 而且，跑还会增加另一种危险，因焦急乱跑，坠楼而死，在楼梯自撞而死。

唐山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当地一间老牌的大医院。原住院病人都住在砖石结构的旧楼房和平房里。大地震前三天，搬入了框架结构的新楼房。大地震时，该院的旧楼房和平房都倒塌了。新大楼虽然多处出现大裂缝，却没有倒塌。

有人说：“建这座大楼花了几百万元，只用了三天就报废了，太不值得。”

又有人说：“ 这座大楼保存了几百人的生命，功劳极大，太值得了。”

不谈值得不值得，只谈在大地震中恐慌逃跑的人。据说在大地震中，由于急于逃跑，这座楼上就有三人坠楼身亡，还有几人在楼梯处撞伤。这些人都是病人的陪床亲属。他们因为要照顾病人，没能熟睡。发现了异动，立即逃跑。几百个病人和陪床家属安然不动，无一人受伤，没有死亡者。

地震前，唐山市区有一百零五万人口，其中开滦煤矿职工十余万人，及其家属共四十余万人。开滦职工，除老、弱、病、残、妇女留在井上做服务性工作外，男职工都要下井采煤，已开采百年。

有人说，唐山大地震是由于开滦煤矿把地下矿床挖空了才发生的。其实不然，地震的发生，有地下深层结构的原因，与开滦煤矿采矿无关。 

有人说，唐山大地震中,在开滦煤矿井下作业的工人最惨, 永远被活埋在地下几百米，要变成化石了。这也不对, 在唐山大地震中，下井作业的工人，比在地面上家中睡觉的人安全。井下也有死伤者，但死伤者不多。在井下死的人，不是因矿井塌陷而死的，多是由于恐慌逃跑，在坑道中撞死的。我认识的几个人，就是在井下这样死或受伤的。 

我的西邻居，在井下受了伤。我问他是怎样受伤的，他说：

“地震时，井下是摇摇摆摆的，我们知道是发生地震了。虽然我们作业的地方距井口很远，但都往井口跑。由于跑得太急，撞在坑道壁上或顶柱上。我撞到顶柱上，腰部受重伤。”他又说，“后来，看见不摇动了，坑道也没有塌方，大家就比较安心，但还往井口跑。”

有人说，唐山大地震地都震裂了，有人就在裂缝中掉下去失踪了。据我所见所闻，在唐山大地震中，有些地方确有地裂现象，但裂缝都不是很大很深，没有听说有人掉入地缝失踪。

经验和教训告诉人们，在地震中应镇定自若，切不可惊慌逃跑。经过唐山大地震洗礼的人, 都懂得这个道理。在大地震后，频繁的余震中,唐山人采取泰然处之的态度。

记得，唐山大地震十年后，我调回家乡的前几天, 还有一次较大的余震。

那时, 我正在一个商场购买日用品，突然发生了里氏五点多级的余震。售货员视若无事，只有一个售货员躲到柜台底下, 多数售货员还是站在柜台前。货架上玻璃瓶在“哗啦！哗啦！”声中倒下来，正好有一个落在售货员脚面上，她只“唉哟！”一声，就把玻璃瓶踢开，说“活见鬼”，又谈笑风生了。

我出了店门, 看见街上行人也是镇定自若，没有一个惊慌逃跑的。

“不用跑，跑不了。”并不是一点也不去躲避。大地震发生时,如果来得及，最好躲在木制衣橱中或木制桌子下，可以避开房子倒塌时，砖石和木料的直接冲击。也可躲在墙较少， 钢筋水泥灌注的楼梯间，决不应惊慌逃跑，更不应跳楼，自我加码增加险情。

二  那些房屋更易倒

框架结构防震性能较好，倒塌较轻。墙倒了，框架还直立，或只略倾斜。砖石结构防震性能较差，一倒全倒了。

工程科技工作者从工程受地震破坏的程度，加强工程防震和抗震能力方面研究总结。因为我不是地震科学工作者，也不是工程科技工作者，只能就我所见，略谈皮毛。

我记得唐山有座英国人建设的小楼, 已有几十年历史。在唐山大地震时, 附近有比它高的楼房，有比它矮的楼房和平房，都夷为平地；这座小楼却屹立不倒，安然无恙。地震后, 这座小楼被保护起来，作为经过大地震考验的历史见证, 以供后人参观和研究。

当地众多的楼房和平房，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框架结构，地基，立柱和每层楼和顶上的围梁，都用钢筋、水泥和碎石灌注成为一总体，砖墙和门窗在框中。另一类为砖石结构，砖石从地基垒起：有的上有围梁，有的没有。这两类建筑防震性能不一样。框架结构防震性能较好，倒塌较轻。墙倒了，框架还直立，或只略倾斜。砖石结构防震性能较差，一倒全倒了。

楼板结构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每层楼板都用钢筋水泥和碎石灌注的，另一类是预制板块，平放于各楼层中。前者倒塌较轻，伤人较轻，后者倒塌较重，伤人较重。

唐山大地震后，建筑者和人们目睹这些现象，总结经验教训。在唐山市恢复建设中，不论是盖楼房或平房，大多数都采用框架结构，楼板也多用钢筋，水泥和碎石灌注。少数使用预制板块的，都在预制板块两头留有钢筋头，铺好后再焊接连成一块。

唐山大地震后的第十个年头，我调回家乡惠州市来。看到很多旧楼房和平房, 都是砖石结构的, 楼板也多是铺预制板块的。但近年盖的新楼房, 都采用较能抗震防震的框架结构，楼板也都用钢筋、水泥和碎石灌注。居住这些新楼房，更使人放心。

我只是就民间住房而言，更多的新建工程项目，都应从唐山大地震的吸取教益，注入更多防震意识，以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第十七章  防震减灾

人们都在研究地震规律，总结防震经验教训。寄希望于科学研究和行政管理相结合，新工程设施更多注入防震抗震意识。当地震来临时，要镇定自若，不要惊慌逃跑，以免自我增加险情。

一  寄望科学和管理结合

平民百姓寄希望于地震科学工作者对地震科学的研究精益求精，准确和及时预测预报；也寄希望于新一代领导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地震科学工作者，将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及时告知人民。

大地震发生后，人们都在总结经验教训。

地震科学工作者从地震发生的原因、各种自然现象和地震发生的关系、加强预测预报，提高预测预报的准确和及时性进行总结研究。

我国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发生邢台大地震后，国家加强了对地震科学的研究。我国地震科学工作者曾成功地预测了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发生的海城大地震，有早期和近期预报，还有临震预报。其准确性举世瞩目，成为世界公认范例之一。这是我国地震科学工作者的骄傲, 也是我们国家的骄傲。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 我国地震科学工作者也曾有过早期预报，有过“京、津、唐大地震危在旦夕”的近期预报，还有过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前九小时发出的临震预报。但这些警世良言，竞被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无知无能的官僚和某些所谓权威所埋没。上不能报国家领导人，下不能通知各级领导，至于平民百姓更无从得知。致使唐山地区、天津市附近近千万人，在毫无预知、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蒙难。

拨开云雾看真佛，应该这么说：唐山大地震和海城大地震一样，我国地震科学工作者都做出了准确无误的早期和近期预报，还做出了临震预报。应该这样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不能避免大地震灾害的发生；但可以对大地震在何时何地发生，做出较准确的预报，包括早期和近期预报，特别是临震预报。以避免或减轻人员伤亡，减轻国家和人民财产损失。

唐山大地震是自然的规律，难以避免。但科学研究可以认识它，地震科学工作者已发出警世良言。如行政管能紧跟上，即可防震减灾。如行政管理跟不上，就要成为大灾难。唐山大地震死亡之惨重，已是自然灾难，又是人为灾难。因此，总结唐山大地震的教训，既要从科学科研角度来加强和改进，更要从行政管理角度来深思和反省。

人们都在研究地震规律，总结防震经验教训。平民百姓寄希望于地震科学工作者对地震科学的研究精益求精，准确预测预报；也寄希望于新一代领导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地震科学工作者，将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及时告知人民。

人们寄希望于科学研究和行政管理相结合，如“青龙典范”以实现防震减灾。

第十六章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六  一拖就二十年

当时，多个出版社表示可承担出版，但由于缺乏出版经费，一拖就二十年。

任何学者著书，都不是为了留在家中，只作自我欣赏；也不是为了油尽灯灭的时候，作为陪葬品，用作枕头。都希望能和今人见面，留传于后世。

我们的国家，在那个所谓“文化大革命”时代，科技工作者做人难，做科学试验更难。科学试验本来就是光明正大的事业，但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还要受到莫须有的批判，挖苦和冷眼。只能靠自资自力，还要黑着去做，被视为搞“黑试验”，不得见天日。

著书困难。专心著书立说，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一本书主义”。若给你戴上帽子，就是什么敌我矛盾，永世不得翻身。

一本书写出来了，问世困难，出版困难。特别是那些无名之辈，没有光环护身的人，更为困难。这些作者必须经过漫长挣扎，作品才能问世，才能出版。那还算幸运者！

我的书稿复制本发出后，大都存放于有关大学和研究单位资料室中，或在某些专家学者书房中。我曾收到许多专家学者的来信，也收到许多青年学子的来信。有的表示祝贺和赞扬，有的提出问题要求解答，有的要求赠送书稿复制本。我对来访者都作了热情接待；对于来信者，则有些作了回复，有些未作回复。对于未接到回复的，让我在这里表示歉意。

我记得有一次，一位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在资料室中看到我的书稿复制本，曾从北京专程来唐山找我, 要求我赠送书稿复制本。我热情接待了他，但我只有孤本一份，又哪能送给他？他很失望而去。我想起这事，内心总是感到歉意和不安。

一九八六年，《潜科学杂志》重新刊发了我的书稿摘要后，又收到一批读者来信。其中云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朱小秋来信，说他对该项研究很感兴趣，要求我提供更多资料。由于我自身条件所限，不能满足这些青年学子的要求。

这说明一个问题，虽然该著作专业性很强，一般人难于看懂，但有志趣于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青年科技工作者，还是迫切要求得到该书稿的。

经过我在大会上宣读书稿摘要，后来《潜科学杂志》又重新刊登，还有许多专家学者和舆论支持，当时，北京和河北省多个出版社都表示可以接受出版。但又提出该书专业性很强，读者面小，怕承担经营亏损的风险，建议我自找支持，包销三千份或捐助一万元。

当时一万元是很大的天文数字，我每月工资才一百六十元，纵使我五年不吃饭, 不用穿衣也拿不出一万元。因此，我只能表示：“我不能拿出钱来出书，也找不到支持和资助，但可以不收稿酬。”致一拖二十年，不能正式出版。

任何事业，目标确定之后，就必须坚持努力去实现。有些事业，既要个人努力，又要有机遇才能达到。但如果不坚持努力，就会失去机遇。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为自己确定的事业目标而不懈坚持努力。无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唐山大地震前后，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从不间断，为自己确定的事业目标而奋斗。

第十六章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五  得戴松恩院士特许

“河北省不要你，开大会时, 你拿着书稿来找我, 我让你以个人名义参加大会。”又说:“我将安排你在会上宣读书稿摘要, 请你做好准备。”

当时河北省某位副厅级干部得知这事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你怕什么？蓝天柱还是叫蓝天柱。”

根据我平时对他的印象，我对他这话的理解是：“你没有官衔，丢不了乌纱帽；你不是什么名人, 丢不了名誉； 你只是在艰难条件下做了一些工作, 而且成绩显著。你个人不去宣传、自荐和请命，还有谁能帮你宣传、推荐和请命呢！你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成功了，你是蓝天柱，不成功，你还是蓝天柱，怕什么呢？”

他暗示我，在河北省解决不了，还应再到北京去！

我又来到北京，找戴老。我向他如实汇报了河北省科委的意见。他听后，很生气地说：

“河北省不要你，开大会时, 你拿着书稿来找我, 我让你以个人名义参加大会。”又说:“我将安排你在会上宣读书稿摘要, 请你做好准备。”

河北省主管科技的科委，不支持我参加大会，但河北省某些单位和许多专家学者却支持我参加大会。当他们得知我得到特许将以个人名义参加大会时，都非常高兴。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宋谦为支持我参加大会，提出可以由他们复制书稿, 由我在大会上散发，并送有关大学、研究单位和专家学者。全书分为上下两册, 署名蓝天柱著，河北省农业厅印。这也是对我的极大支持。

我带着唐山市科委给我写的身份证明介绍信，来到太原市找到大会秘书处，找到了戴老。他们不安排我到河北省代表团住宿和活动，而安排我到河南省代表团住宿和活动。

河北省代表团有四十名代表参加大会，他们送去四十篇论文，大会只选了其中两篇在会上宣读。而我来自河北省唐山市，以个人名义参加大会，却安排了我在会上宣读书稿摘要。

与会者听我宣读书稿摘要，又看到我的书稿复制本，很多人围过来询问我：

“你的实验和著作花了多长时间？花了多少国家经费？用了多少人力和助手？”

“五年，只有一个人，没有助手，没有任何经费支持。”我如实回答。

他们都不相信。也难怪人们不相信，因为书稿明摆着的实验，有几千个实验数据，几万个相互关系推算数据，二十万字著作，哪能在五年时间，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人单独完成呢？

有人开玩笑，说我是“神人”。

我无需进行辩解和解释，因为铁的事实就摆在面前，只要天知、地知、自我良心无虚、无邪、无假就可以了。后来，我还向他们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不信，也可以说我的助手有千军万马，这就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农民技术员，还有家中的妻儿老少。”

这才解开他们的疑问，得到他们的笑认。

这个大会有副总理参加，有十多位部级领导参加。专家学者和行政代表共一千多人，平均年龄六十二岁。我那时才四十多岁，是参加会议的少数年轻者。是在会上宣读论文和书稿摘要的最年轻的学者。

在会议期间, 我曾接受了一些记者的采访。他们都被我的事迹所感动，表示要给予大力支持。《河北日报》某记者采访我后，建议我把所谈写成一封公开信, 由他们报社发表, 一九八Ｏ年十月二十日《河北日报》头版发表了我的公开信。《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我后, 又经过核实，于一九八Ｏ年十一月十五日《光明日报》头版, 以我和另一位专家的事迹为例子，批评了河北省不重视人才和埋没人才。国家级的科技刊物《潜科学杂志》，于一九八六年第五期，又重新刊登了我的书稿摘要（以论文形式，题为《F₁数量性状遗传》）

第十六章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四  原河北省科委不支持

“我们审查不了你的书稿，几个专家意见，没有权威单位结论，也不能作为依据。因此，不能选你为河北省代表参加会议。”

在全国科技大会后，我得知即将在太原召开全国农业科技大会。

这个大会不是一般的专业学术会议，而是以农业为基础，大农业、多科性的综合大会。这是由国务院主办, 有中央各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参加，各省市领导和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参加的大会。是我国建国以来，全国大农业专家云集，规模最大的一次农业科技大会。这次盛会将交流建国以来科技的成就，检阅大农业科技队伍。将要发出倡议：向大农业科技深度和广度进军。我认为自己有条件争取参加这一盛会。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农业科学院秘书长戴松恩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总结建国以来农业科研成就的文章中，就提到河北省从作物代谢来研究作物生长和发育取得的成就。该项工作，就是我在原河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季良指导下做出的成果。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许多科研单位都受到冲击，陷于瘫痪。许多科研人员都因受贬、挨整、挨批、挨斗，而无所作为。我被下放到农村基层，在极困难条件下，靠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节衣缩食，筹备得一点资金，坚持数理遗传研究，数年如一日，最后写成的研究专著，又受到全国著名专家学者的好评。当时，我认为这是全国难以找到的。

因此，我再次来到北京，找到已调北京，在中国农业部任植物检疫试验研究所所长的季良教授。他深知我过去的工作。这次我持书稿自荐, 要求参加全国农业科技大会，他立即修书推荐我参加大会。

戴松恩院士，“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冲击，此时，他已恢复工作，并受委托筹组这次全国农学科学大会。他接到季良的推荐信，又翻阅了我的书稿和专家审评。认为我完全有条件和资格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大会。因为我从河北省唐山市来，他建议我到石家庄去，向河北省领导汇报，请求他们选我当代表，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大会。

哪料，河北省主管科技的科学技术委员会，接到我的申请和书稿后，大约过了三个月，告知我：

“我们审查不了你的书稿，几个专家意见，没有权威单位结论，也不能作为依据。因此，不能选你为河北省代表参加会议。”

我认为这是他们不负责任，无理搪塞之词。我还据理力争：“徐冠仁院士等几位专家都是该专业著名专家，他们的审查意见有亲笔签名和通信地址，可以核实，怎么能说不能作为依据？！如你们认为还要组织专家审查鉴定，也应由你们组织，我个人无权无力组织，权力就在你们手上呀！”

他们当官，但不负当官的职责，那讲什么道理？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第十六章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三  访徐冠仁院士（续1）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从美国回来，就是一位著名的专家学者，而我只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科技工作者。那时，我在河北省农业科学院筹建作物生理研究室，曾多次向他请教过同位素在农业研究中的应用和有关设备。以后在工作中，又向他请教过辐射遗传、杂交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等问题。因此，我告诉他：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在的研究室被打成黑窝窝，我被下放到唐山市农业基层单位，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这使我因祸得福。在农村基层条件下，我重新选题，做了数理遗传研究工作。”

这时，我拿出厚厚的书稿，说明来意，是请求审稿而来的。

他接过我的书稿，略翻阅了一下标题和目录，惊讶地说：

“这些年来，我什么工作也没有做, 你还做了这么多工作呀！”

他有深厚的知识基础, 又有为祖国献身发挥才能的志向，更望能指导和培养青年一代，使他们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卓越的接班人。这些年来，由于他失去了所热爱的研究工作的条件，失去人身自由，以致无所作为，浪费了大好年华，而不能实现自己的宏愿。这不是他自己的过错，而是某些错误决策者的罪恶。

当时，他还未恢复工作，就看到一位青年科技工作者，恭恭敬敬站在自己面前，向他来请教、求助了。他觉得自己在青年人心目中还是很高大的。因此，他一转自己忧郁的心态而感到自豪。

“很好，很好！你信得过我，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你就把书稿留下，我将尽快为你审阅。”他面带笑容地说。

“书稿还引用了许多你发表过的实验资料，如果你认为不当，可以剔除。”

“我已发表的资料, 你如何用, 用多少都是可以的。只要注明出处，我还希望多用呢！”

三个月后，他给我寄来一份用毛笔直行书写的审稿意见书，给予了好评。还建议以他的名义，再转送给他的同学、名专家王鉴明教授审阅。

不久，我就收到中国轻工业总会甘蔗糖业研究所所长王鉴明教授的复函，他表示完全同意徐院士审查意见，认为数理推导，准确无误，希望该书能早日出版，和更多读者见面。

这一段的叙述，在王鉴明为该专著《作物杂交F₁数量性状遗传》（广东科技出版社，1998）写的《前言》中，从不同角度做了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

第十六章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三  访徐冠仁院士

         拜访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所所长徐冠仁院士。“你信得过我，这是我义不容辞的。” 三个月后，寄来审稿意见书，给予了好评。还建议以他的名义,转送给他的同学王鉴明教授审阅。不久，收到复函，希望早日出版。

        书稿完成后, 我立即带着书稿来到北京，拜访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所所长徐冠仁院士。这里有一段感人故事，让我叙述：

        我看到徐博士，立即恭敬地称呼：

“徐所长！”

“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了，请不要称呼我为徐所长。” 他举手阻止我说。

我和他都是从“文化大革命”走过来的人，我深知徐说这话可怕的历史背景和他的处境。当时，他刚从牛棚里被放出来，还未恢复工作和职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科学家和其他知识份子，都被视为牛鬼蛇神而关入特设的“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各种虐待。徐早年在美国留学和工作，就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曾代表美国国家参加日内瓦辐射遗传学会议。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回国来创建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所。

当我想到这些, 就冲口而出，为徐鸣不平。 

“不选择国外的良好研究条件和优厚生活待遇，不嫌弃祖国微薄的生活待遇，选择回来艰苦创业，这就是为爱国而牺牲自我的高尚行为。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尚呢！

“我初回国时，经常听到这些话，可这些年来没有人敢这么说了，你也不要这么说吧！”这时，徐平静下来，用叹息的口气说。

我听了这话，心里很不好受, 气愤地说：“别人不这么说, 我还要再说一百遍；别人不称呼你为徐所长, 让我称呼你为徐所长吧！”

我觉得这只是正常人说的正常话。 徐在人为大灾难后, 头一次听到正常人的话，感到很欣慰。

这时我们才很靠近地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主动提问了我近年来的一些境遇，似乎对我还有点印象。

（待续）